宋庄画家村（通州区小堡村）
定义：生产画家的艺术区
“宋庄”的市场价值随着王广义、方立钧、岳敏君、杨少斌等来自宋庄的画家们的作品不断以傲人的价格落锤，而使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侧目的时候，人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宋庄画家这个群体的存在。作为北京资格较老的一个自发的艺术聚集区，在1993年，宋庄就因超大的院落而吸引了第一批画家。1995年，圆明园村的解散使得更多的艺术家陆续转移至宋庄，此后10年间，画家村从小堡村地区不断向周围村落发展。然而更多宋庄艺术家是潦倒的，只能说5%是富起来的艺术家，95%还在进行各种生活或者生存的挣扎。宋庄艺术村灵魂人物、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强烈要求记者传递这样的信息：“大家不要以为宋庄艺术家真的全面脱贫，有的艺术家十年都没卖出一幅画。”现实也显示更多的艺术家是在租住形形色色的农家院子，而能自己盖上一亩或三亩艺术别墅的还是少数，这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似乎没有两样。
理想的“分子”代表
在当下的艺术产地，极少数人在享受着绝大多数人的荣光，在天价光环的背后，有的是茫然的眼睛。同一处村落里，一边是豪华的乡间别墅，一边是渴望清汤挂面的嘴，这就是所谓艺术的生存现状。
“画展还没有开幕，沪申画廊就告诉我，10幅新作已经全被订走了。”当代艺术家周春芽在个展开幕式上对朋友这样说时，脸上的神情一半是无奈，一半是欣慰。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的走红，周春芽的画作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。四月上旬，一幅由周春芽于1993年所作的画作《太湖石系列》以202.4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落槌。这个价格不仅超出了估价二三倍，还打破了周春芽个人作品的成交价纪录。在中国嘉德200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当代艺术专场上他的作品《绿狗》又以212.8万元成交。
周春芽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架上绘画界中对色彩把握最好的画家之一，反自然色彩的运用是他作品中的典型风格。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，周春芽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。如今他的作品在市场中屡创新高，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和艺术团体频频邀请他举办展览、出版画册及讲学。
“对艺术的一种热爱，从完全没有市场开始画画，半辈子过去了，才知道画还可以卖钱。”周春芽说，如今市场热起来了，这对艺术发展是有好处的，以前没有市场，生活只能有基本的保障，但画画条件非常差，有市场了就意味着画画的条件能改善，这些无疑对艺术家艺术创作起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周春芽的艺术转折点是在1986年。那年他的一个朋友认识德国一个学校外事办的人，给他弄了一张申请。周春芽去了德国。“我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画册里的原作。”周春芽说，他走的时候想：在中国我每个月只需要几十块钱，西方那么富裕，生活肯定就不需要钱了。于是他带了100美元和一箱方便面，买了一张 600块钱的火车票，从北京直接坐到了东柏林，路上整整用了10天。到了德国，周春芽找到了自己的经济担保人。那人最初以为他是来旅行的，后来周春芽宣誓一样地告诉他，“我是来留学了解西方文化的！”当时担保人就愣住了，给周春芽留下点钱，扭头就走了。“我也搞不清楚是多少钱，反正就知道房租、医疗保险、学费、吃饭都是要用钱的。”三个月后，这笔钱花光了。周春芽满怀理想地开始卖画，走遍了当地所有的画廊，只有一家对他说回去等电话吧。“我等到今天也没给我打电话。”周春芽说。
卖画失败，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，周春芽不得不开始打工。周春芽很有勇气去尝试新的生活。在德国一年后情况好转了些，他去学院读艺术，碰上一位教授，他的课程是个别谈话。当时周春芽觉得很有意思去听了一次。第一天老师就问他，你来自中国，你知道收租院这个雕塑吗?“就在我的家乡。”然后他问我这个作品的作者，我告诉他就是我们美院的老师。周春芽说。“这位教授极其高兴，当时给他开了张2000马克的支票，告诉我这叫信息费。后来还让我当他的助手，每个月 800马克。”之后，周春芽的生活有了保障。
在德国的三年，对周春芽的影响相当大，是他艺术生涯转折性的三年。“没有那三年，我很难让自己的艺术走得更远。”然而，偶然的一件事情让他产生了回国的想法。有一次周春芽去参观一个博览会，规模很小，只有一些艺术家自己在那儿摆摊。当时有一个摊位上挂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的作品是原作，不是中国制造。周春芽就过去问，那人说对中国除了知道有个老子之外一点都不了解。但是去过一次香港，看到那里有很多行画，认为中国就是生产复制品的地方。“当时我就觉得中国艺术家一点面子都没有。”周春芽说，这件事是促使他回国的最主要动力。
回国之后，周春芽开始把中国传统技法和德国绚丽前卫的色彩融合到一起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。按照他自己的总结，石头系列是他第一个阶段，有用现代的技法寻找中国符号的因素在。而第二个阶段就是绿狗系列。绿狗的原型其实就是周春芽自己养的一只狗。这个系列周春芽不再有刻意地追求符号的意味，而是含有太多复杂的内容。
对于拍卖，周春芽对拍卖价格和成交量自己也会去关心。“因为这可以看出喜欢你艺术的人有多少，有时候确实很有成就感。但是我只是当个新闻看一看，决不会受其左右。”在上世纪90年代，艺术市场基本不存在，只有一些台湾人过来买画，在北京的艺术家机会多一些，可以卖到一万元一张，而他的作品就只能卖 5000元。“我就多画点，当时就想多画点收入还是一样的。”他说，“一个真正的好藏家不只是为了今天买画明天卖，那能挣点小钱，但是不会很多。往往真正挣钱的是那些喜欢作品本身的人。在一个艺术家没被承认的时候，有人买画本身也是一种动力。”
现实的“分母们”
在宋庄，有方力钧、杨少斌等“重量级”人物，但目前取得成功的艺术家其实寥寥可数。宋庄“画家村网站”创始人钟天兵在2005年计划了一个“宋庄十大贫困、富豪艺术家排行榜”，他的出发点很单纯也很善意，一是觉得有趣，像福布斯似地给画家村的业余生活增添点儿乐趣，二是觉得这个排行榜一旦公布出去，那些贫困的艺术家没准能够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资助。
在地铁站里过夜，吃遍院子里的野菜，骑着自行车看画展；豪华的“乡间别墅”，院子里威猛的大狼狗，开着豪华轿车参加艺术活动。在宋庄艺术家这种相差悬殊的贫富差别，其源头，可以远溯到圆明园时期。在圆明园后期，画家们的收入便逐渐拉开了档次。到了宋庄后，他们的分化和重组就更加明显了。
而贫困在宋庄是最常上演的一幕。在钟天兵最穷排行榜的10个人里，排第一名的艺术家张路桥自从2002年来到宋庄后，就饱尝了生存的酸甜苦辣。一次看完展览，没钱回家，只好在地铁站的过道里栖息一夜，次日清早逃票回家——这样的经历不但没能使他感到伤心，反而给他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灵感，他把对生存的思考最终留在了画布上。藏族人邝老五 尼麦排在了第二位。当别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严肃地说：“我不穷，我在宋庄活得很快乐。”老五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朋友的救济和家里的帮助，而最近一次的卖画发生在8个月前。当时，他和朋友一起到三里屯一个酒吧去搞联展，一个德国人喜欢上了他的《六字真言》，出一万块钱买他的画。拿到钱的老五蹦蹦跳跳地像只兔子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10多年没卖出一幅画了。”老五家里没有暖气，冬天烧蜂窝煤；从没想过买新衣服新裤子，不喜欢和有钱人打交道。但他仍然过得很快乐。看到朋友来了，老五会买羊肉串给他们吃，买啤酒给他们喝，唱藏族的歌谣给他们听。而当别人担忧起他的未来时，他就露出孩子般的笑容：“我们活在当下，我们很快乐。”艺术家成力最穷的时侯，每个月的消费不到150元。最穷的那几年，吃过院子里的所有野菜。艺术家郭金逸当年毕业后外出写生时不慎跌伤导致伤残，2003年来到宋庄后，每天一边画画一边和病痛斗争。一次看完画展后旧病复发，躺倒在路边的长椅上，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掏出身上仅有的3块钱去买了几片无助的去痛片，借以安慰自己的伤痛。
在宋庄，为了生存得更好，就要讲究生存法则，艺术家们必须想办法将作品换成钱，而且换得越高越好，金钱虽然不是评判艺术品的唯一标准，但也能从一定层面反映出艺术家的市场价值。
鹿林是专攻抽象水墨画的。刚进宋庄时，鹿林买了大房子，没过多久就由于经济恶化而卖了大房换小房，不久后再换，房子一次比一次小，价钱一次比一次贵，最后的栖身之所还是他的女友给他买的。鹿林坚持，他来宋庄不是为了淘金。想发财他不会来到这里，他梦想，还是要靠画画来实现。
在宋庄的很多画家都感觉卖画不容易。即使现在宋庄的名声出去了，依然不好卖。他们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手段赚钱，接一些建筑公司、包装公司的活儿来干，赚了钱再继续搞自己喜欢的创作。许多艺术家的心态往往很复杂：不想卖掉自己的心血之作，但又急需用钱；内心深处似乎又觉得钱并不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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